今年是魯迅逝世70周年，也是魯迅留學日本仙台100周年。据日本共同社報道，為表示對魯迅的紀念，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現為東北大學醫學部）出版了《魯迅

　　日本人對魯迅怀有濃厚的興趣

　　魯迅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而其文學活動卻始自日本。在此意義上，日本可以算是中國新文學的起點。确實如此。魯迅之外，郭沫若、郁達夫、周作人等著名新文學作家均屬留日派，五四時期兩大主要新文學團体之一的創造社甚至是在日本成立的。魯迅与日本的密切關系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決定著日本人必然對他怀有濃厚的興趣和不衰的熱情。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1937年2月至8月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這比中國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早了將近一年。在抗日戰爭正在進行的上世紀40年代前期，日本依然出版了至少3部魯迅傳記。這就是小田岳夫的《魯迅傳》（1941），竹內好的《魯迅》（1944），太宰治的《惜別》（1945）。三部著作各具特色，但尤具特异性的當屬《惜別》。這不僅是因為《惜別》采用了傳記小說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它与戰時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前兩本魯迅傳保持著复雜的聯系。

　　“不要欺負支那人”

　　《惜別》是太宰治接受日本文學報國會和日本內閣情報局的委托与資助于1945年初創作的。委托者提供資助，是希望太宰治通過青年魯迅与藤野先生的關系表現“大東亞之親和”的思想。但是，太宰治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創作個性的作家，卻是通過《惜別》表達了更為复雜的思想。在作品中，太宰治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義理論表示了完全的認同。不僅如此，《惜別》中的藤野先生，作為日本人，同樣認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于三民主義的民族思想，藤野先生主張“支那之保全”，主張“不要欺負支那人”。

　　這种觀點實質上已經构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行徑的間接批判。在《惜別》中，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和現代三民主義思想同樣得到肯定。太宰治筆下的青年周樹人是一位儒教禮贊者，同時是一位道教批判者。這种描寫揭示了魯迅文化心理的复雜性。

　　從《惜別》中讀出戰爭時期日本人的心態

　　太宰治創作《惜別》之前閱讀了小田岳夫的《魯迅傳》和竹內好的《魯迅》，他認為前者“春花一樣甘美”而后者“秋霜一樣冷峻”。此二者均影響到《惜別》的創作。《惜別》中有青年周樹人長達約十頁的對自己身世的敘述，這种第一人稱的敘述方法与小田岳夫《魯迅傳》的基本寫法十分類似。《惜別》對魯迅与孫中山關系的闡釋顯然受到了竹內好《魯迅》類似論述的啟發。竹內好在《魯迅》中指出：“魯迅在孫文身上看到了‘永遠的革命者’，而又在‘永遠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惜別》則創造性地將孫中山的革命觀念在魯迅這里具体化為三民主義思想。

　　作為中國人，能夠從《惜別》中讀出自己的舊面影，讀出戰爭時期日本人的心態。置身21世紀的東北亞社會，穿過60年的時光，閱讀《惜別》并且通過《惜別》認識100年前的魯迅、中國与日本，重新思考民族認同与文化同一性等問題，應當能夠在雙重的歷史縱深感中有所收獲。